所有于2012年3月31日年满18岁并获得中国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的人士，均合乎资格进行登记。
大部分地区还要求异地人员，哪怕是来自安全地区的非病毒密切接触者，到本地后一律隔离14天。一定要认识到，无论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还是解决就业的占比来看，消费和服务业都是最重要的领域。
若不能尽快复工、复产，不仅影响本国的供应链，而且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市场，一旦造成很多国际采购商被迫调整采购策略，将中国的企业从一供、二供，调整为三供、四供，并减少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就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甚至可能永久丢失市场份额或导致产业外流。第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解放思想，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这一次，受即时信息传播、社会心理反应放大、行政责任和决策机制的影响，无论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反应，还是人们的自发反应，都比17年前的SARS时期的反应模式要强烈很多倍，除了湖北进入几乎全省封城的历史紧急状态，不少地区也一度进行封路、封小区、停飞、停运、甚至半封城状态…… 以上新的社会反应模式在春节和延长假期的特定时期是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按下暂停键，覆盖14天的潜伏期，不但对于控制疫情传播是积极而有效的，而且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社会成本也是可以承受的。显然，如果上述扩大化、一刀切的错误防控模式不能及时纠正，它对经济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虽然说中国GDP已经高达100万亿元，经济总体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停摆的时间越长，付出的总量损失越大。
若能够尽快复工复产，短期的冲击只影响制造业一季度的销售收入，并不会损失市场份额和全球产业地位。第三，针对中小微企业倒闭风险和潜在的大规模失业风险，建议进一步出台更有力的扶持政策。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
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到天（环境产权）、广到地（资源产权）、广到天地之间的人（各种人自身的产权）。目前参与产权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国内现行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产权交易市场的体制是不适宜的，很容易在国际上被贴上国家资本管制的标签。中国改革动力的结构性转变 笔者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内源性改革，二是外源性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充分的、片面的，要防止各方资产流失。
各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及其三个分项指标是不平衡的。我之所以十年来执着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国内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问题。
其二，交易中既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要防止有人借机侵吞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的资产。在此背景下，外源性改革与内源性改革将双线推进，门外面开放和门里面改革将呈现比翼齐飞之势。而一些改革滞后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较高，例如，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受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干预模式仍在发挥较大作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民营经济很弱，包袱太重、活力不够。第三，广义产权交易制度。
近来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计划集中办大事，市场决定办小事，此观点不符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此后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继续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再探讨，把共同经济基础论进一步夯实三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不良倾向，甚至存在误区。但有的产权界定并不清楚，如对某些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尤其对某些人力资本产权界定模糊，其中对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界定不清尤其突出，以致出现诸多问题，应当尽快扭转。
展望21世纪20年代，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稳定国内秩序、维持公序良俗的必要条件，更是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维护人类共同文明的必要条件。第二，广义产权配置制度。
第三，广义产权交易制度。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从2018年至2019年末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看，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十分关键。与此相关，新阶段深化改革也将呈现新的特点，国人需积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入世后全域性的倒逼改革，尽管在深度上还不尽如人意。开放倒逼的新形势要求产权交易市场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由中立性机构来组织、协调和管理产权市场交易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开放倒逼的情况下，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目前有的产权界定清楚，如国有资产产权，包括四个板块中的三个——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存量产权界定比较清楚。
今天，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应该从广领域角度把握产权内涵，既包括经济物品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等各种人的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与这种世界大势相适应，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此后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继续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再探讨，把共同经济基础论进一步夯实。第二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域性的倒逼改革。
我们的改革仍在进行时，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用定型论来妨碍甚至消解解放思想。从大历史观之，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迎来第三个百年，即改革开放100周年。
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以公平为核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命题是很好的。笔者曾于2010年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提出共同经济基础论，并用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概括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2019年末，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的客观情况，已经显露这种苗头。我之所以十年来执着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国内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问题。
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应地，不能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的制度已经定型了，甚至认为已经终结了，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书名一样，这更是战略误判。
在开放倒逼的大格局下，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如何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从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高度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到天（环境产权）、广到地（资源产权）、广到天地之间的人（各种人自身的产权）。
下一步，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的精神，进一步放宽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市场准入，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扩大投资，当然，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习近平同志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目前公布的还是一个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并非制度、条例等法规性文件，甚至还不是指导性意见。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东北地区问题更加突出罢了。中国改革动力的结构性转变 笔者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内源性改革，二是外源性改革。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说始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实际上农村改革启动得更早一些。
目前产权配置不到位现象严重，具体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国有资产产权布局和结构有不合理之处。在此背景下，外源性改革与内源性改革将双线推进，门外面开放和门里面改革将呈现比翼齐飞之势。
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这些领域主要由国有资本控制，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占比很小。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应《群言》杂志之约，笔者就九问民营经济作九答，引起较大反响。
这就需要切实提高市场分配资源的指数。这就势必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
关注微信
